“我可能会辞去这里的职务。”他告诉时佩璞，“我感到非常难过。”
几天后，他们又相约散步。这是一个春天的傍晚，时佩璞紧紧握住布尔西科的手。“我的母亲在生了两个女儿后，祖母说，如果她不能生下一个男孩，就为我父亲纳妾。我出世了，是的，我是一个女孩。我的父母向祖母撒谎说，我是一个男孩。”
他的话令人难以置信，但布尔西科决定接受它。
他们回到布尔西科住的外交公寓，做爱。布尔西科亲吻时佩璞的脖子，开始脱对方的衣服——“她”的小而丰满……
他们的第一次很快就结束了。
时佩璞进了浴室，当她出来，布尔西科发现她的内裤上沾满了鲜血。“我可怜的朋友。”布尔西科将她搂在怀里，“我的妻子！”
为法国外交官“生”下儿子
年底，布尔西科即将离开中国。时佩璞告诉他，自己可能怀孕了。“我会回来的。”布尔西科说。
4年后，布尔西科重返北京，他去了时佩璞的家里。门开了，时佩璞穿着宽大的汗衫和暗蓝色长裤，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“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“我们的孩子呢？”
时佩璞取出一张黑白照片，那是一个小男孩，两三岁的样子，有着与布尔西科相似的方脸，淡蓝色瞳孔。此后，布尔西科与时佩璞以“学习思想”为掩饰，继续见面。他们的性生活并不频繁，而且每次并不完全宽衣解带。
1973年11月15日，布尔西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。他来到时家，时佩璞微笑着站在门口。一个约莫7岁大的男孩躲在门后，偷偷地看他——那是他的儿子“贝特朗”。布尔西科去了北京友谊商店，买了一只足球、一架玩具飞机和一辆玩具汽车，作为给儿子的见面礼。他让贝特朗必须叫他“爸爸”。
不久，布尔西科回到法国巴黎，住在圣德尼街的一间破旧的公寓里。1976年5月的一天傍晚，布尔西科沿着塞纳河散步，遇到了一个名叫亨利的男子。他们做爱，然后同居，流连于巴黎的同性恋酒吧和浴室。
是的，没错，布尔西科确实与一名男子同居。布尔西科在1988年罕有地接受记者的访问，谈到了自己的性取向，他说“我一直对男性及女性都有兴趣，不管我自己或是他们究竟是什么性取向，并没有关系。”
尽管如此，布尔西科却从未将时佩璞的事说给亨利听，但是有一天，布尔西科口口声声地说“我有一个儿子，我想将他们母子接到巴黎。”
后来，布尔西科在法国驻蒙古大使馆找到了工作，他去了乌兰巴托，那里距离北京只有36个小时车程。每隔一个半月，布尔西科有一次机会出差去北京，看望时佩璞和儿子。他给时佩璞和儿子带去了电视机、录音机、劳力士手表……
布尔西科梦想着能让时佩璞和他们的儿子生活在法国。经过努力，他在巴黎的朋友为时佩璞拿到了为期三个月的文化交流签证。
而对时佩璞此时的经历，北京艺术研究所原副所长葛献挺回忆说，1969年前后，时突然成为大红人，在东城新鲜胡同分配给他一座大宅门。不久后，时佩璞就突然从文化局内消失了，文联人事部门说，时佩璞“出国访问去了”。
“你是男人？”“当然。”
但是，当时佩璞和贝特朗于1982年10月抵达巴黎时，布尔西科并没有到机场去迎接——他去了中美洲的伯利兹。亨利受布尔西科的委托，安顿了时佩璞和贝特朗。
时佩璞身穿男式衬衫和灯心绒裤子，亨利有些怀疑他的性别。布尔西科回来了，“我的儿子，贝特朗。”他向亨利介绍说，“和他的‘舅舅’，时佩璞。”
“你看起来憔悴了些。”在巴黎，布尔西科重新看到时佩璞，时依然是男性打扮，还是和以前一样让自己心醉。